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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温州?
作者:上江小学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8-10-11 17:01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经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文 | 胡宏伟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原标题为《温州打开“潘多拉盒”》。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温州街头的“五马奔腾”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温州街头的“五马奔腾”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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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遗忘的城市

  多年来,温州从来都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闻名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就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纷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多为山高壑深,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输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唯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需历时20多个小时,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这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水路航班才宣布停开。

1988年时温州市区最繁华的路段大南交叉口

1988年时温州市区最繁华的路段大南交叉口

  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浙江距离台湾最近的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浙江得到的国有投资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就是最少的,温州更是可怜。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6亿元,仅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营企业一个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营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

  温州国家级贫困县文成民政局曾做了个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1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默认了。

  2

  “四千精神”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线松动的光亮,温州人就蜂拥而上了。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但温州人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犹豫了。

  谁也说不清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泱泱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的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如集市般嘈杂。

  温州人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领风骚。

  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

  33年前的那次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所创造的利润超过1万元!塘下每年可创产值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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